东方世界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我们要问，社会主义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见过，没有人做过，也没有人能肯定地说。经过政治协商，制定了《共同纲领》，其中也包括了“促进全民体育”的条款，但更详细的政策纲要和措施方案尚不清楚。

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共产党人只能把苏联的成功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典范。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会像苏联一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国民党政府有什么我们就有，比如主要部委和省、市、县政府的设立。变量并不多。这是历史惯性，也是自然现象。历代更迭并不能创造出独特的国家政治制度，会有延续性。

“我们将像苏联”和“我们将像未来”这句话构成了新中国的国家结构。然而，当谈到体育方面时，这就有点奇怪了。苏联的体育管理体系庞大而健全，我们一时无法学习。但是原来的国民政府没有设立一个行政部来管理全国体育，所以我们也没有。原国民政府也是民族体育的支持者和倡导者。同时，教育部非常重视《体育实验区计划》的实施，但并不主管全国体育工作。国际国内体育赛事均由民间“中华全国体育协会”主办。

1949年10月起，中央委托共青团实施和管理全国体育事业。从团中央到各级团组织，都设立了军事体育部门，基层团支部设立了军事体育委员会。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体育都是由团中央书记冯文斌同志负责的。与此同时，1949年10月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实际上是国民党时期“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改组和重建。它是一个以朱德为名誉主席的群众团体。它不是体育行政组织。

说到篮球，就是这样。

在我看过的各种官方体育史料中，都是贬低民国时期体育的发展，而只赞扬篮球。例如，1984年出版的《中国当代体育》一书，公开承认“旧中国的篮球水平与其他体育项目相比是比较高的，曾获得远东运动会的冠军。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都有“一定水平的篮球队”，读者已经知道，红色根据地篮球运动的发展也非同小可。

共产党人为征服了这个国家而欣喜若狂，当然他们不会忘记篮球。前不久，1949年8月，共青团组织解放区学生篮球队赴匈牙利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节和第十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但影响不大。现在国家已经成立了，踢几场精彩的足球比赛应该成为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苏联大哥也热爱篮球，绝对可以邀请他来“碰碰”！老八路战斗队是与强队“碰”出来的。

老教练们只知道苏联篮球很强，却不知道到底有多强。谁也没想到，苏联男篮的到来，给建国之初的喜庆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让大家都不高兴。

1950年12月，苏联国家队应邀来到北京。当时红色中国的外交尚未拓展，国际体育交流也很少。这场中苏比赛被确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待的第一个外国体育代表团，也因此成为中国当代篮球对外活动最早的揭幕战。

当时，北京、广东等大部分地区都没有正式的篮球场。中苏比赛暂在先农坛足球场举行。另一种说法是“东长安街体育场建了一个可容纳2000多名观众的看台”。我不知道哪种说法更准确。中方高度重视本次比赛，动员军队和地方篮球高手组成了北京市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体协三支队伍。除了身材比较矮小之外，阵容看起来也很齐整。主席台规格极高，朱德、贺龙、陈毅等领导人隆重出席。

比赛开始。天哪，苏联的第一个举动就震惊了。谁想到苏联前锋得球后，没有进攻，而是跑向我们的篮筐。这家伙竟然轻松的为我们率先得分，让中国队首开纪录。很难说这种反常的行为是外国人礼貌地表示善意，还是表示蔑视？

有文章称，“朱老师、何老师、陈老师坐在领奖台上如坐针毡”。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我们这边开枪，这很无聊，中国人很难接受这种奇怪的、不明确的礼物。

如果这场比赛确实是当代中国最早的篮球对外交流赛事，那么意味着我国篮球队在北京国际比赛中取得了第一个得分、第一个进球、第一个“2分”。外国人投资我们。这怎样才算合适呢？

史无前例且令人难以置信。

那场比赛我们肯定输了。此后中国国家队篮球教练，苏联队又前往中国各地，与我国多支球队共进行了33场比赛。遗憾的是他们在任何一场比赛中都没有让我们失望。他们总是以高分和大分差赢得比赛。

读完这个小故事，你可能会想：组织好自己，提高自己的水平，然后和他们战斗吧！是的，当我们今天呼吁体育体制改革时，我们不能否认当时“全民体育体制”的形成是合理的。性和必要性。竞技体育如果不由政府主办，单纯依靠共青团的倡导，很难尽快崛起。

让我给你讲一个关于女篮的小故事。法国与红色中国建交较早。为了彰显我国妇女解放运动，中国女篮首次访问法国。读者会觉得，中国女篮在世界上知名度不高，水平也不高，可能会被忽视？错了，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女篮在法国各大城市预售的所有比赛门票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居然创下了当时法国的票房纪录。奇怪的是，公众哗然，媒体热议。起初我们很高兴，但仔细询问后才发现，法国观众非凡的热情不是为了看我们的比赛技巧，而是为了看中国小脚女子如何打篮球、比赛！于是，我们从幸福跌落到悲伤和心痛。

是啊，一个大国、一个政府，如果不把重点放在体育上，能做什么呢？

苏联男篮一走，中国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篮球水平，推动地方和军队广泛开展篮球活动。 1951年，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动员参加1951年全国篮球排球比赛大会的通知》，要求迅速建立正规的基层篮球、排球运动队。地区预赛和决赛期间的组织。 。北京、广东等省市率先积极响应。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东莞华清男篮进军省城篮球比赛，名声大振，创造了自己的历史辉煌。一支县级篮球队居然敢在广州上演大戏，战胜所有强队。这在广东几乎无人能敌。结果华清的主要成员纷纷被军队征召，承诺只要你穿上军装就给你排长的痛……

就在苏联队回国几个月后，1951年5月中国国家队篮球教练，我们第一次全国篮球、排球大会拉开了帷幕。篮球成为国家第一个单一体育项目，并在国民政府时期与篮球联系在一起。篮球场上，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再次被消除。只要篮球打得好，就可以成为革命阵营的一员，而且工资极高。篮球就有这个功能。

本次全国篮球比赛，华北、华南、华东、华中、西南、西北六个行政区各派出男女各两队。解放军和火车头体协各派出男女两队。共有16支强队参赛，其中男队8人，女队8人。目的是招揽人才，选拔组建真正的国家代表队。比赛雷鸣大风拉开帷幕，各路英雄竞相一展身手。谁敢说中国没有？最终，华东区夺得男子、女子冠军。

中国国家队和全军“八一队”就这样成立了。牟作云教授是清华大学篮球老将，曾代表中国男篮参加柏林奥运会。现在他兴高采烈，不再授课。他被邀请担任国家队第一任主教练。曾经震惊天津的“华南五虎”之一的“猛虎”唐宝坤入伍，担任“八一队”首任主教练。唐先生一穿上军装，待遇就超过排级军官了。

屡战屡胜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们现在决心将中国篮球推向新的高度。因此，贺龙元帅有一句代代相传的名言：三个大球不翻，我就闭眼而死！

1952年冬，毛泽东再次发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十年前西碧为延安《解放日报》题词，把“搞”改为“发展”，声势浩大，因为“搞”只能指“活动”，而“发展”则指“事业”，活动是地区性的，事业是全国性的，能一样吗？ “改善”改为“增强”，更有针对性、精准性，其余不变。仅仅改变了三个字，气场就大增。毛泽东的写作能力确实令人惊叹。此后，有容高棠、马须伦等人明确向中央建议，由贺龙负责全国体育工作，效仿苏联“体育事务委员会”的模式。共青团、教育部、解放军、政务院共同筹建国家体委。在筹备过程中，贺龙元帅还明确提出“为了保证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尽快建立健全各级体育委员会”，并形成了《关于加强人民体育工作的报告》。可以说，贺龙主导的这份报告拉开了国家体育体系的序幕，是一份极其重要的历史文件。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报告进行了充分讨论并作出了长篇指示。 1954年2月，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政务院第205次政务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份报告。

此后，全国县级以上各级体育委员会相继成立，成为各级政府体育主管职能部门，形成了“一盘棋、一条龙”的全国体育体系。组织和一致的培训体系”，支持计划经济。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作为副总理，贺龙元帅直接兼任国家体委主任，蔡廷凯、蔡书范、鹿晗、黄启祥、荣高堂担任副主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荣高堂、军体部部长黄忠担任正、副秘书长；原八路军120师“战斗篮球队”、边区篮球冠军“东北干部队”队员张飞狗、张志怀、李树斌、张连华、黄烈、韩福东、朱德宝、王廷弼等骨干人员调任国家体委重要职务；贺龙的老部下钟石协调组建了北京体育学院，并担任主要领导。还有从西南局、中南局调来的李梦华、陈贤等优秀体育干部。告别战争后，他们转向体育战线，共同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半军事化国家体委体系。

这个革命大家庭成立之初，阶级斗争色彩还不浓烈，人才能够很快集中。当时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马须伦先生做了很好的讲话。他说：“我们要消除宗派主义、宗派思想，不分地域、信仰、性别，彻底团结。新干部要和老干部团结，地方干部要和外来干部团结，学校干部要和外来干部团结。”社会教育干部要取长补短，把团结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只有一个人团结起来，才能把体育工作做得更好。”你看，很多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并不一定是革命队伍的成员，他们的家庭背景也很复杂。例如，来自香港的中国首位世界冠军容国团，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举重名将黄强辉，还有著名乒乓球教练傅其芳、梁卓辉，著名运动员马约翰、吴云瑞、张慧兰、徐颖超等，民国时期的马其伟、袁敦立。田径领域的夏翔、体操领域的宋子宇、武术领域的郑怀贤、运动医学领域的曲绵宇等前辈，都可以得到应有的尊重，成为我国某些体育项目的领军人物。如果幸运的话，他们还可以担任中国体育总会副主席。

篮球作为一项集体项目，深受群众欢迎，意义重大。共产党员必须发挥自己的才能，不能拘泥于一种模式。董守义先生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先驱，民国时期曾任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华全国体育协会总干事。 1949年后，仍当选为中华全国体育协会副主席，兼任国家体育委员会委员。体育部副主任，1952年作为主教练率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在芬兰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篮协首任主席也由董守义先生担任，受到社会各界好评。中国篮球协会也是第一个各个体育项目的全国性协会。其他协会的成立都比篮协晚两三年。当时国际体育界盛传“国民党时代奥委会委员董守义死在共产党集中营”。董先生笑道：“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吗？”

这一切球刊体育吧，让所有热爱中国体育的同胞看到了无限希望。消灭阶级斗争的理论真是个好东西。

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人财就会兴旺，局面就会改变。接下来，国家体委于1953年、1954年、1955年连续三年举办大型全国篮球联赛，使赛场焕然一新。 1956年，全国篮球锦标赛改为举办，形势升级。同年创建A联赛和B联赛，次年又增设C联赛和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到1958年，甲、乙、丙三级联赛体系在全国正式建立。篮球运动在中国遍地开花，技战术水平显着提高。据史料记载，1958年，国家顶尖篮球队，每队由12人12人组成，参加甲级联赛，代表了我国篮球的一流水平； B级联赛有男队12支，女队11支，代表我国篮球预备队； C级联赛代表了我国篮球的基本实力，方阵极其浩大，全国有102支男队和90支女队同时参赛。

同时，各省、市、自治区每年都会举办省、地、县三级篮球地方联赛。机车、煤炭、石油、电力、钢铁、化工、商业、轻工等主要行业和行业系统也踊跃参与。每年，他们都会举办行业内的篮球比赛，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篮球活动的文化和传统，篮球人才源源不断。多名民间大师入选省、市专业队，名噪一时。榜样的力量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上海码头工人刘尔柱。他一路晋升，直至进入国家队，成为著名的国手，令人惊叹又令人羡慕。

全国广大农村地区广泛修建了简易篮球场，篮球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深入人心。例如，安徽省巢县，一个邛黄区就建立了39支男女篮球队。据1956年统计，全国11个省54个县共有篮球队1423支。仅辽宁省金县就有男女篮球队212支。各类篮球比赛此起彼伏，风起云涌，蔚为壮观。这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来说，实在是一件好事。一份官方报告显示，“20世纪50年代，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参加篮球运动人数最多的国家”。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国家和省级专业培训体系也已建立。到1959年，第一、二届国家队均由男女组成，有各省市的职业队和各行业的半职业队。男女篮球队至少各有百余人。再看看全国省、地、县三级的青少年体校，还有更多。

篮球运动普及后，为国争光就成为国家体委系统的首要任务。仅1957年，国家、省两级男女篮球队就参加国际比赛13次，共打127场比赛。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中国篮球的整体水平显着提高。一开始我们主要学习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先进技术。中国最早引进外籍篮球教练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 1955年和1956年，国家体委聘请了两名苏联篮球教练，全面指导国家队的训练和比赛。中国篮球确实提高了速度，提高了高度，加强了防守，树立了“积极、主动、快速”的作战心态。国家体委曾于1956年、1957年召开篮球教练员座谈会中国国家队篮球教练，在“主动、主动、快速”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灵活、准确”两句话，共10个字、5个字，对篮球教练员进行了高度概括。篮球教练座谈会。中国体坛对竞技篮球目标的追求已逐渐形成我国自己的专长和风格。

如果这件事保留到今天，它将更名为“中国篮球技战术高峰论坛”。

当时的篮球技战术论坛逐渐浸入了政治色彩，弥漫着阶级斗争的味道。但不管怎样，中国篮球水平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从1953年到1957年，五年间，中国篮球共参加国际比赛283场，其中胜163场，平7场，输113场，战绩良好。说完，贺龙老板脸上又多了一丝笑容。中国男篮开始击败一些强队。苏联的俄罗斯队输了，强大的南斯拉夫队也输了。 1957年国际青年友谊赛上，女篮击败多支社会主义国家队，排名第四，领先于东德、朝鲜和罗马尼亚。 1958年“大跃进”的热浪中，篮球运动员更加卖力。今年，中国派出一队、二队和八一国家队分别出访阿联酋、瑞士、法国、苏联等国。回顾数据，三队一共踢了38场比赛，赢了30场，平了3场，只输了5场。

1959年，中国篮球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达到了顶峰。国家男篮以73:70击败世界强队匈牙利队，以86:77击败世锦赛第四名保加利亚队，以82:64击败欧洲冠军捷克斯洛伐克队。此时，中国篮球的三大优势日益凸显：快攻、中投、紧逼防守。全队配合默契，对付身材高大的中锋不再是问题。女队的表现也非常出色。他们两次与欧洲比赛。冠军保加利亚战平并轻松击败匈牙利，青年队击败苏联。更可喜的是，继民国篮球之后，又一个球星诞生的时代到来了。男篮钱成海、杨博勇，女篮杨杰、周益贤、李少芬、李诗华、王霞飞，以及优秀教练员陈文斌、张子培、于邦吉，解放思想，得到了破除了迷信，开创了一代人的新潮流。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体育电影是谢晋导演的故事片《女篮五号》。

时间进入1960年之后，中国篮球饱受“困难时期”的摧残。篮球运动员的数量大大减少，伤病也严重。

经过三年的努力，情况有所好转。 1963年，中国男篮和女篮参加首届新兴国家运动会，均保持不败，场均得分107分，投篮命中率接近57%。男子和女子共同获得冠军。当地媒体盛赞“敏捷+速度+灵巧：中国人”。同年，女篮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综上所述，我国竞技体育成绩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高度政治化、军事化的组织形式和经济力量的高度集中运用。高峰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也得益于全国范围内纠正大跃进“左倾”错误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普及群众体育方面，我们还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业余、自愿、小规模、多样、因地制宜、因地制宜”的新原则，反对贪大事、贪外国的做法。国家，反对盲目推进和行政命令。这就纠正了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体育制度与时代的关系。

（摘自《篮球的秘密：从东莞到全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4月版，售价：29.00元）